资产转入开曼或BVI架构：如何着手追踪

事实上，开曼群岛和BVI作为普通法法域，针对此类情况提供了一套极为全面且强有力的临时救济工具。本文将探讨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冻结令（freezing injunction）和Norwich Pharmacal令。

在很多案件中，开曼豁免公司或BVI商业公司可能并非资产转移的最后一站。为防止资产被进一步转移，有必要取得冻结令（旧称Mareva禁令）。特别在离岸资产追偿的案件中，若未能及时冻结资产，跨境执行工作很可能仅落得一纸空文。

(a) 取得冻结令

冻结令的申请通常在不通知被申请人的情况下提出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一通知很可能会警醒被申请人加速资产转移。相应地，申请人负有向法院全面如实披露所有重要事实的义务，并且通常需要提供损害赔偿的交叉承诺——即承诺倘若法院事后认定禁令不应被作出，申请人会赔偿被申请人因禁令所遭受的损失。

作为单方面的、不经通知的临时命令，其效力不得超过28天。在实践中，法院会在命令作出后28天内安排一个短期复查日期。如果被申请人在收到冻结令后申请撤销，法院将利用该复查日期确定双方到庭听证的日期，届时将重新审查该命令是否适当。如无异议，禁令可持续有效至判决或法院另行命令。

开曼群岛大法院在Target Global v Liu Xun案中阐释了冻结令的授予原则。^[1]申请人必须证明：（1）就基础诉求的实体问题而言，存在一个有合理论据支持的案件（good arguable case）；（2）经客观评估存在真实风险，即未来的判决可能因资产被不正当地转移而无法执行；以及（3）综合所有情况，授予禁令是公正和便利的。

关于第一项要件，大法院适用了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在Dos Santos v Unitel SA [2024] EWCA Civ 1109案中阐述的标准，裁定在冻结令语境下”good arguable case”的门槛不高于一般短期禁令所适用的门槛——即”一个不仅仅勉强可以被严肃争辩的案件，但未必是法官认为成功概率超过50%的案件”。^[2]

关于第二项要件，大法院强调“真实风险”意味着“不仅仅是凭空认为的”，但并不要求申请人证明资产转移具有高度可能性，更不必证明资产被转移的可能性大于不被转移。在该案中，法院考虑了欺诈指控的性质、被告通过加密货币渠道快速转移资金的能力、其一段时间内无法联系及与投资者失联的事实，以及被指使用伪造文件等因素，认定申请人的举证已跨越了证明存在真实资产转移风险的门槛。

关于第三项要件，大法院认为法院有责任综合审视所有情况，以确认授予冻结令是公正且便利的。在权衡双方的陈述和证据，并考虑对第三方可能产生的影响后，法院确信正义和便利的天平倾向于授予禁令。

(b) 冻结令的适用范围

冻结令可以在独立基础上授予，以支持境外诉讼程序。开曼群岛《大法院法》（2026年修订版）第11A条明确赋予大法院为支持境外诉讼程序而授予临时救济的权力，前提是该等境外诉讼程序能够产生可在开曼群岛执行的判决。判例法进一步阐明，大法院有权对 “非诉因被告”（non-cause of action defendant）——即本身并非实体案件的被告，但持有或控制属于诉因被告之资产的一方——授予Mareva禁令，条件是该禁令系附属于并有助于对诉因被告的预期判决的有效执行。其依据在于，非诉因被告实际享有的资产（以及诉因被告持有实益权益的资产）可能可用于清偿该等判决。^[3]

BVI法院同样广泛运用冻结令以支持境外诉讼程序。2021年10月4日，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就来自BVI的上诉案Convoy Collateral Ltd v Broad Idea International Ltd [2021] UKPC 24作出判决，裁定法院享有普通法权力授予独立冻结令以支持预期或现有境外判决的执行。^[4]

与冻结令相辅相成的是Norwich Pharmacal披露令（NPO）。此类救济源于英国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案中的开创性判决，允许一方当事人强制要求”无辜”的第三方——即虽卷入他人不法行为但本身并非不法行为人的一方——披露信息。此类申请最常见的对象是相关公司的注册代理人。根据法律规定，注册代理人有义务保存公司账簿和记录、实益所有权信息以及KYC（“了解你的客户”）文件。

(a) 取得Norwich Pharmacal披露令

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在Ramilos Trading Ltd v Buyanovsky案中对NPO的授予条件作了权威梳理。^[5]法院确立三项门槛条件：（i）“最终不法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或可论证地实施了某项不法行为——该“不法行为”可以是犯罪、侵权、违约、衡平法上的不法行为，甚至藐视法庭；（ii）必须存在作出该命令的必要性，即需要披露的信息是申请人对最终不法行为人提起诉讼或就该不法行为寻求其他合法救济的必须要素；以及（iii）被申请人必须（a）已“卷入”并因而便利了该不法行为，从而区别于单纯的旁观者，以及（b）能够或可能能够提供使最终不法行为人得以被起诉所必需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就第一项条件，Ramilos案明确了举证标准：申请人仅“诚实且合理的相信”存在不法行为并不足够支撑“存在怀疑不法行为的真实理由”；这一门槛条件类似冻结令申请所需的第一要件，即申请人必须证明就存在不法行为一事具有“合理论据支持的案件”（good arguable case）；就第二项条件，“必要性”并非仅属裁量因素，而是一项必须被满足的门槛条件；即使三项门槛条件均已满足，法院仍须行使裁量权，权衡各项相关因素（包括无辜第三方可能遭受的损害、信息的保密程度等），以决定作出披露命令是否符合司法公正。

(b) Norwich Pharmacal披露令的适用范围

讨论NPO的适用范围，须从Ramilos案所设定的限制入手。该案确立了两项重要限制。其一为范围上的限制：NPO管辖权属于例外且狭窄的管辖权，不得被用于广泛的证据开示或证据收集，而严格限于“必要的信息”；亦不得被用作“探索性调查”（fishing expedition），以查明申请人究竟是否拥有合理论据支持的案件。其二为管辖权本身的限制：就境外程序而言，Norwich Pharmacal管辖权须让位于《1975年取证（境外程序）法》所确立的法定机制。Flaux法官认定法定机制与普通法救济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其中最关键者在于，法定机制下的请求必须来自境外法院，而不能由申请人本人提出，且法院依该法所作命令仅限于命令中特定列明的文件——故普通法救济不应在法定机制介入后继续存续。由此产生三项后果：凡法定机制被触发，法院即无管辖权授予NPO以取得用于境外程序的证据；不得以“案件尚处于境外程序被考虑提起之前的阶段”为由绕开该机制；且不存在剩余裁量权——即使申请人事实上无法取得境外法院的命令或请求书，亦不能作为主张普通法救济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Ramilos案中对境外程序的管辖权限制并未在离岸司法管辖区中得到完全认可。开曼群岛大法院即在Arcelormittal USA LLC v Essar Global Fund Ltd案中对此作了细致而有所保留的处理。^[6]Kawaley法官接受Ramilos的推理具有高度说服力，并承认：如申请人可经法定途径——即为履行《海牙域外取证公约》义务而延伸适用于开曼的《1978年取证（境外程序）（开曼群岛）令》（“取证令”）——获得充分救济，则法院授予相应救济的衡平法管辖权即行消失。但他同时强调，衡平法管辖权是否已被法定机制取代，乃法律与事实的混合问题，其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案的法律与事实背景，不能以简单的公式化方式判定。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a）申请人是否已拥有足够信息就相关不法行为提起诉讼；（b）实体诉讼是否明显将在境外提起；以及（c）如申请人被限于法定途径，是否会使其针对该不法行为的有效救济落空。Kawaley法官进一步指出，相关政令的颁布固然有意以取证令取代此前可能适用的普通法或衡平法救济，但其具体施行中，法院应避免取证令反而构成“阻却民事司法的固定屏障”的情况，所以法院不应该在不问法定机制于实务上是否可行的情况下，凡信息或证据系为境外程序而寻求即自动排除法院的衡平法管辖权。因此，信息可能将被用于境外程序、或不法行为涉及违反外国法，本身均不构成拒绝救济的当然理由；境外程序是否已经启动亦非决定性因素。在该案事实下，法院认定：（a）原告尚不具备在境外提起实体救济程序的充分信息；且（b）鉴于信息被销毁的风险，援用法定机制远非可资利用的有效替代救济。据此，衡平法管辖权并未被取证令取代，法院也可以在审视情况后，为协助境外程序批出NPO。

BVI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在K v Z案中则同时审视了上述两项判决，并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立场。^[7]法院首先指出，Ramilos虽具说服力，但对BVI法院并无拘束力；相反，Arcelormittal作为一份在离岸法域语境下充分检视英格兰判例的说理判决，对BVI法院具有高度说服力。法院特别强调，英格兰法院在平衡其法定机制和Norwich Pharmacal管辖权时的政策考量于BVI并非关键考量；相反的，作为离岸金融中心，BVI的立法机构应理解NPO对于境外程序的关键作用，所以应该希望BVI法院保留其使用NPO支持境外诉讼程序的权力；且从成文法中来看，《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维尔京群岛）法》第24A条即授权法院在“公正或便利”时作出禁令以协助境外程序，其范围足以涵盖NPO性质的禁令。在具体适用上，法院指出：由境外法院发出请求书的途径固然存在，但其程序系双方参与，易使不诚信的被告在程序完成前采取规避措施，而NPO则可通过要求注册代理人保密来保全资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据此，BVI法院认为其NPO管辖权并未受相关BVI法律（例如《1988年取证（境外程序）（BVI）法》）限制，可以用于协助境外程序。

对于面临资产可能已被转入开曼或BVI架构之情形的当事人，以下实务观察或有裨益：

迅速行动，确保突袭效果。冻结令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系在不通知被申请人的情况下取得。一旦被申请人察觉到执行步骤正在推进，资产可能在数小时内即被转移——转入更深层的架构或转换为加密货币。因此，离岸冻结申请的准备工作必须与实体诉讼程序的启动同步进行，甚至应先行一步，以便在被申请人有机会作出反应之前保全资产。

运用Norwich Pharmacal救济追溯实益所有权链条。离岸架构的不透明性通常是资产追回中最棘手的障碍。通过对注册代理人取得NPO，可获取公司设立文件、实益所有人登记册、银行开户资料及KYC材料——从而得以重建真实的所有权链条。此项救济常常是打开原本密不透风之架构的第一把钥匙。

跨法域协调，构建全面的保护网络。开曼和BVI的冻结令可以在独立基础上授予以支持境外诉讼程序，无需在离岸法域另行启动实体诉讼。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取得判决或仲裁裁决的同时，可在开曼或BVI并行申请冻结令和披露令，从而同时从多个方位保全资产。

严格履行全面如实披露义务。鉴于冻结申请的单方申请性质，申请人有义务向法院全面如实披露所有重要事实——包括对申请人立场不利的事实。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可能导致禁令被撤销，并承担不利的诉讼费用裁定。此项义务不应被视为仅仅是走过场；它关乎单方面程序的公正性。

在初始阶段即评估执行路径。在寻求冻结令之前，必须先确信相关的境外判决或仲裁裁决能够在相应的离岸法域获得承认和执行。这绝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基础判决的可执行性是法院在考虑是否授予独立冻结令时将审查的先决条件。审慎的做法是在早期阶段即向离岸法域的诉讼律师寻求意见，以确认执行路径的可行性，然后再确定具体策略。

^[1] Target Global Growth Fund II v Liu Xun [2025] CIGC (FSD) 72
^[2] Dos Santos v Unitel SA [2024] EWCA Civ 1109
^[3] VTB Capital Plc v Malofeev [2011] (2) CILR 420
^[4] Convoy Collateral Ltd v Broad Idea International Ltd [2021] UKPC 24
^[5] Ramilos Trading Ltd v Buyanovsky [2016] EWHC 3175 (Comm)
^[6] Arcelormittal USA LLC v Essar Global Fund Ltd [2019] (1) CILR 297
^[7] K v Z BVIHCM (COM) 16/2020 (10 March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