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4名子女，开曼全权信托如何完成港商"平等对待所有子女"的心愿？

1998 年 3 月，一位香港商人 S 先生以一家国际银行系的信托公司（以下简称"受托人"）为受托人，设立了一项受开曼群岛法律管辖的全权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并同时设立了一项固定信托（fixed trust）。据称，他与六位女士在香港或内地育有 14 名子女。

S 先生于 2008 年去世。受托人发现，信托契据只将设立人的"后代"（issue）列为受益人，而现有证据无法确认意愿中列明的人士有哪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后代"，遂向开曼大法院申请指示。2014 年，法院认定"后代"仅指婚生后代，同时认可受托人先行使增加受益人的权力，将非婚生后代加入受益人，再按设立人的意愿（平等对待所有子女）分配。

该案表明，即便信托条款的措辞与设立人的真实意愿存在落差，只要信托保留了足够宽泛的权力，并留存了可靠的意愿记录，设立人的心愿仍有可能得到实现。

S 先生 生于内地，后长期定居香港；他去世时，14 名子女中有 11 名在世。

全权信托的资产为约 6,250 万港元（约 800 万美元）的现金存款。信托契据将"合资格受益人"界定为设立人本人及其"后代"，并将"后代"定义为"所有直系后代"，明确包括合法收养的子女，但未提及非婚所生的子女。契据另赋予受托人指定权（power of appointment）和增加受益人的权力（power of addition）。

签署信托契据的同一天，受托人还以一份受托人备忘录（trustee memorandum）记录了设立人的意愿：设立人去世后，信托资产分为 24 份，11 人各得十二分之一，另外 2 人各得二十四分之一；如其中有人在分配前去世，其份额由其子女按支系代位继承。

本案的第一个问题是，"后代"一词是否包括非婚所生的子女。

主审法官指出，信托契据应结合签署时的事实背景解释，设立人主观意图的证据不予考虑。1998 年契据签署时，开曼普通法上的既定规则是：除非文件另有明确表示，"子女""后代"等表示亲属关系的用语仅指婚生者。开曼《子女身份法》（Status of Children Law）2003 年第 3(3) 条废除了这一解释规则，但该法对签署在先的文件没有溯及力。

受托人备忘录虽然记录了设立人的意愿，但它属于主观意图的证据，不能用来解释契据的含义。法官最终认定"后代"仅指婚生后代，并坦言这一结论是在"相当犹豫和不情愿"的情况下作出的。

第二个问题更为现实：在现有证据下，谁能被认定为婚生后代。

就 L 女士一支，有证据显示她与设立人于 1934 年在广州举行婚礼，此后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她 2000 年去世。法律据此推定婚姻有效。其中一名女儿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名字与设立人不同，法官依据《子女身份法》第 6、7 条（在确定父子关系时具有溯及力）推定设立人为其父亲。

其余几支子女则未能证明其婚生身份。法官强调，主张属于受益人类别的人须自行证明，至少要向受托人提供足以作出判断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特别提醒家族成员：法院并未被要求、也没有认定其他五段关系所生的子女为非婚生。法院只是认可，受托人基于现有材料所持的看法是一个合理审慎的受托人可以得出的结论。

至于是否需要展开全面的亲属调查（kin inquiry），法官接受受托人的意见：设立人的婚姻和子女出生多发生在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内地，历经战乱，记录难寻，调查费用将与约 800 万美元的信托规模不成比例，也未必能得到更多信息。

既然"后代"仅限婚生，受托人提出的方案是：先行使增加受益人的权力，将意愿中列明但未能证明婚生身份的家族成员增列为合资格受益人，再按照受托人备忘录的比例行使指定权进行分配。

这是受托人就重大决定请求法院认可，法院只审查该决定是否在权力范围内、是否理性诚实，而非代为决定。

法官认可了受托人的看法，即受托人备忘录准确反映了设立人的意愿。备忘录与信托契据同日签署；据当时在场人员的记录，受托人员工以粤语逐一向设立人解释每个名字和份额，设立人每次都点头确认。香港官方律师 1999 年与设立人单独面谈时，设立人反复表示他"平等地爱所有子女"。

法官进一步确认，受托人有权、而且很可能有义务认真考虑设立人的意愿，并可以因此作出原本不会作出的决定。增加受益人的权力本身有效。设立人和起草者当初误以为所有子女都已在受益人之列，用增加受益人的权力纠正这一误解、实现设立人的意愿，并不构成对权力的滥用（fraud on the power）。

法院还认为不宜再拖延：设立人的子女年事已高，已有两人去世。

信托能否真正实现设立人的心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托如何设计，以及受托人在情况变化时如何应对。

从架构设计看，受益人的范围应当贴合家族的真实结构。家庭关系复杂时，不宜假定法律对"子女""后代"的理解与日常理解一致。保留宽泛的增加受益人权力、同步签署清晰的意愿书，并记录签署过程（本案设立人签署前即接受了医生检查），都能为日后应对争议留有余地。

从受托人应对看，调查应与信托规模相称，重大分配决定可寻求法院认可以增加确定性。

我们建议已设立信托的家族，尽快检视受益人定义、受托人权力和意愿书，并结合家族的具体情况，请离岸地律师进行专业评估。

本案再次确认了，在全权信托中，受托人可以正当地以设立人的意愿为指引，并借助宽泛的增加受益人权力，弥补信托条款措辞与设立人真实意愿之间的落差。同时也应看到，信托契据的措辞仍是决定性的起点，本案家族经历了香港诉讼和多年的分歧，法院对"后代"的解释也是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如果客户能提前做好周全的设计，远比事后补救更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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